图说龙江：大兴安岭冰河红柳春之序曲

　　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，5月31日凌晨在北京因病去世，享年74岁。在他的有生之年，曾为著名报人，曾为研究者，曾为幕僚，经历可谓丰富。究其一生鼓与呼的重心，就在于促进民企获得与国企平等的发展地位，他是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代言人。

　　检索保育钧为民营经济所做的发言和著作中，能轻易发现许多现在已经被遗忘的词汇与表达，比如“实现政企分开”、“从管企业变成管资本”、“国企增量存量改革”等等。可以说，保育钧以一人之力，变成中国民营经济的“百科全书”，是极有分量的鼓吹者与阐释者。

　　在他逝世的当口，最好的纪念是缅怀一个讲真话的保育钧。重温他在三十年中捍卫民营经济合法性的种种作为，体谅民营经济现实处境，并且在国企改革中始终纳入民营企业的视角。这是因为尽管斯人已去，但保育钧念念不忘的民营经济的困境依旧存在。

　　仅举一例。三年前，保育钧代表联合会上交一份民间投资状况的报告，在接受财新网访谈时，他说：现在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主体市政府权力部门的权力人物，关键问题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，政府职能不转变，垄断行业改不过来，民间投资就面临最大障碍。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都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。

　　三年前保育钧看穿的问题，正在演化成部分现实。今年以来，民间投资增速滑坡。今年1-4月，政府性投资由去年底的9.5%猛增至10.5%，增幅翻番；民间投资却由10.1%下滑到5.2%。稳定民间投资的政策信号频频释放，它呼应了保育钧的大声疾呼。

　　呼吁保护民营经济，并不是要求让民企享受特权，而是要呼唤理解，在民企与国企的政策安排下获得平等机会。这种呼吁的主题数十年不变，数十年来始终是一道游移不定的门槛，既见证了保育钧的历史感与坚持不懈的信念，也足见他的焦虑所在未见根本改观。

　　中国国企改革延绵三十年之久，保育钧始终在场在观察，并且以高度的前瞻性，呼吁国企改革减少对民营经济的“挤出效应”。比如在国企改革第三阶段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，他就提出要明确改革目的，第一要打破垄断，第二要实现政企分开，诸如此类，都是他身后有待实现的命题。

　　就我国民营企业而言，大大小小数千万家，200多万亿的总规模，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所有制的基础结构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市场主体要有新的解释，所有制的主体要有新的解释。这也是保育钧在不同场合不断讲述的主要观点，在今天听来仍旧振聋发聩。

　　面对民企不确定的政策环境，保育钧最后的呼吁是要在国企改革的增量资本化上，允许民营企业进来，防止国有控股而民企进不去、或怕资产流失拒斥民资的积弊重演。而今再来回顾他生前念兹在兹的这些，不由人不生感慨，保育钧去后，谁来继承他讲真话的衣钵？

　　保育钧赞民企之利，也批民企之弊。当然，一个讲真话的保育钧不限于民企/国企之辩，在拨乱反正、私产入宪等其他重大转折处都留下了他殷勤的历史行迹，而这些都与他的价值观高度统一，敢言善言，言行合一，大道直行，都可以引作后来者的垂范。

　　总之，重温和重申保育钧那些滚烫的铮铮直言，只是纪念的一部分；而在追记他生平与遗产的视野里，仍要看到民营经济的地位与发展问题多数在孤悬，未有稳固的解决。后来者有心，当沿着保育钧的道路，继续发问，求取民间经济与社稷未来的融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