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承认，是在中国走出政治黑暗时代之后。这一过程中，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这中间既有无数被害的普通社会成员，也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党和国家的重臣，这才让社会痛彻心肺地认识到，没有法治的保障，权利受损甚至生命消失，都随时可能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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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的权利是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，法治是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很晚才有认识。虽然，我们的法律条文中也早有相关规定。
现代国家，法律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订立的共同契约，规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，它是现代国家评判和认定合法与非法、违法与犯罪、权利与义务、责任与惩罚的根本依据，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。
但是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规范协调处理社会关系的过程中，法律并不能随时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。
比如，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，未经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不能确定有罪。但是，在这两年发生的一些轰动全社会的案件中，比如新快报陈永洲案件、郭美美案件、21世纪报道事件，等等，我们都看到，在相关案件尚处调查过程中，法律尚未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，执法机关便与一些媒体一起，罔顾法律的规定，罔顾嫌疑人的基本人权，让嫌疑人公开在电视上自认其罪，并在媒体大肆传播。“你有权保持沉默”的基本原则成了天方夜谭。
而有关机构在发布涉及涉毒嫖娼等有违法行为艺人的规定时，基本无视《禁毒法》的相关规定：“戒毒人员在入学、就业、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。”（《禁毒法》第52条）
一个最新的新闻是，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敲诈一案，法院最终审定的违法所得仅为三万元，而在此前，而官方媒体大肆报道他收取了几十万元的费用。
以法律正义、道德正义为名义的所谓“电视示众”、“媒体游街”等，并不是法律正义，相反却是对法律尊严、更是对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。
这种怪诞现象的流行，在于有些人对公民权利概念的淡漠，他们所拥有的司法和权利观点，依然停留在过去政治至上的时代。
过去相当长时期里，出于捍卫政权建设政权的要求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革命年代法律只是统治者的反映，而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订立的契约的观念，同样深深地烙在了建设时期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司法机构的脑海中。在把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之后，在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社会和国家利益这些空泛的口号下，法律丧失了独立性，不能成为规范协调社会关系的底线正义。这也是过去政治的核心诉求。
所以，只有政权，而无人权，便成为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一个显著特征。人权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拒之于国门脑海之外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就成了镜花水月。
对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承认，是在中国走出政治黑暗时代之后。这一过程中，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这中间既有无数被害的普通社会成员，也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党和国家的重臣，这才让社会痛彻心肺地认识到，没有法治的保障，权利受损甚至生命消失，都随时可能发生。这也是文革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始，执政党和社会各阶层都希望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因。
另一个方面，承认人的基本权利，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现代国家文明成果的结果。到今天，中国国内的法律，普遍都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国家尊重人权也被写进了法律，中国还加入了多个有关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国际公约。
但是，认识到这一点，与实践中坚持并切实做到，还有巨大的落差。
如同我们看到的，执法机构联合媒体所做的“电视示众”“媒体游街”等行为，不只是侵害公民基本权利，本质上还是把犯罪嫌疑人当成阶级异己而非社会一员，是专政思维的余孽未除，法治意识未立。
专政思维的余孽不除，法治便无法确立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权就难以得到保障。而我们每一个人，都存在被电视示众、媒体游街自认其罪的可能。
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，是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，并用法治而不是其他来保障维护，这既是我们自己血的经验教训，也是文明世界自由繁荣有序的公开秘密。（文/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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